也因此产生了认真研究谣言的需求

日期:2019-10-11编辑作者:凤凰彩票下载-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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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7月间在中国华北地区的北部,突然爆发了所谓“割蛋”谣言,造成民间广泛的恐慌。虽然此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依然缺乏学术研究,而且现有的政府文献和相关资料均将其简单归因为一.贯.道造谣破坏,事情的真相如何,有待进一步分析。

谣言本身是荒诞的,但是透过对谣言的分析,有几方面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是谣言与文化传统;二是民众对政府宣传的解读,三是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等等。华北的“割蛋”谣言与华东的“毛人水怪”谣言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但是也有其差异,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这两大谣言作比较分析也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近年来网络的普及,导致在网络上不时有一些真假难分的信息传播,也因此产生了认真研究谣言的需求。为什么有谣言?谣言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人们为什么会相信谣言?人们为什么传播谣言?虽然本文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却可以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大规模谣言研究的视角

谣言是荒谬的,但是谣言不会是空穴来风。一般说来,大规模谣言的产生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同时谣言也是一种民间话语。

集体记忆是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最早提出的概念,但是他没有留下关于集体记忆的明确定义。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在后人整理出版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的英译本写的序言中,根据哈布瓦赫的观点提出“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这一定义。根据科塞的定义,本文把“过去”的范围,具体化为两方面内容:民间习俗、传说。

因为一个完全脱离现实的谣言是无法让人相信,也是无法传播的,所以没有一个谣言可以完全脱离现实。与谣言相关的社会现实是什么?这一个问题或许比谣言本身更加有研究价值。笔者曾经对1953—1954年涉及华东地区江苏、安徽、山东三省的“毛人水怪”谣言作过研究,指出“毛人水怪”谣言爆发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变迁过程中,一些事件激发了民间的集体记忆。对于1950年华北地区“割蛋”谣言,笔者也持同样的观点,并且在此观点下,剖析这一谣言。

戴维阿诺德在研究十九世纪末期印度瘟疫期间的谣言时指出,谣言是一种大众话语的形式,这一观点有相当的说服力。因为在民间话语没有渠道得到正常表达的时候,谣言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在一个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重新调整,相当数量的利益损失者为了维护其利益,必然会通过某种形式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这一过程中,把他们的声音加载在谣言上,是一种常见的手法。

根据上述的两个研究视角,笔者认为1950年华北地区“割蛋”谣言的实质是:潜在的集体记忆与一些民间话语,构成了一种不安的气氛,在一些突发事件的诱发下,同时在一些对新政权不满分子的利用下,多因素结合起来所形成的。其研究框架如下图所示:

二、谣言的内容与传播

回顾谣言的内容与传播过程,是探索谣言背后社会变迁的前提。然而今天已经很难找到对当年谣言客观和清晰的记录,因此本文只能用拼图式的拼接方法,尝试恢复当年的事实。

根据各地的资料,大体上可以把谣言的主要内容复原如下:苏联要造原子弹,其原料就是男人的睾丸、女人的乳房和子宫、小孩的肠子。毛泽东答应供给苏联,于是就派下便衣部队到全国各地割这些东西送给苏联。“割蛋”的人化装成和尚、道士、商人、农夫,他们都经过专门训练,能飞檐走壁,白天侦查,晚上动手。割一个女人的子宫,拿到苏联能换三块现大洋。有的地方还传说:割一个人的肠子,“以肠作证”,给12匹洋布。

关于“割蛋”人的描述,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是政府背景,有的说法是“多是穿八路的那种黄衣服”。其次是外来性,“割蛋”人一般是外地人,这与明朝的“叫魂”、1953—1954年华东地区的“毛人水怪”谣言是相同的。

反.政府、反苏联是谣言的基本政治倾向。谣言明确说“割蛋”人是政府派来的。当政府派干部宣传辟谣,又被说成是“共.产、.党是为了欺骗麻痹你们,你若相信他,正好拿你开刀。”对于政府的辟谣解释工作,群众甚至基层干部,认为这是向他们放烟幕,搞欺骗。有的谣言说,因为“割蛋”人是政府派来的,是毛泽东的命令,所以捉住“割蛋”的,送到公安局,公安局一看介绍信就放了。因为民间认为“割蛋”者执行的是毛泽东的命令,送政府也不管,所以民众捉到被认为是“割蛋”的人就往死里打,一些无辜者因此被打死。

谣言传播之处,民众高度恐慌。从各地的资料来看,民众的反应基本一致:男人晚上上房站岗,妇女并房睡觉,不敢下地干活,行人不敢单独走路。个别人因情绪紧张而幻视幻听,往往在夜里听见狗吠而惊惶失措,望见影子大惊失色,以致发生误会。一处喊叫,全村响应,一村呼喊,邻村震动。张家口地区在1950年7月27日至8月8日这13天内,群众无故乱喊相互惊扰即达166起。同期在北京市郊区,因为民众恐慌割女人的乳房和小孩生殖器,仅一个400户村民的村庄,就因谣言购买手电筒1000个,门户紧闭,彻夜亮灯,每晚消耗点灯煤油25斤。民众的恐慌情况与1953—1954年华东地区的“毛人水怪”谣言传播时的情况,几乎如出一辙。

绝大部分的谣言是很难查到源头的,因此一些人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由于政府明确把造谣者指向一贯道,一些道徒因此被捕和枪决。被枪决的还包含其他散布谣言的人,有商人因此被处死。

谣言爆发后,张家口地区的各级政府反应比较快,组织了武装宣传队、武装工作组,深入各地揭谣捕特,安定群众情绪。1950年7月24日后连续发出十余道关于镇压匪特、追谣灭谣、稳定社会秩序、保护生产建设等命令、指示,并令各县县大队以一连兵力分散配备,协助公安部门剿匪肃特。到8月下旬,各地先后共捕获造谣、投毒、暗杀、施放毒弹者数百名,谣言基本平息。为了平息谣言,河北赤城县组织民兵巡逻,对道会门、烟民、流氓、反动地主、富农及敌伪还乡人员加强管制,强令他们白天生产,夜间集体住宿,不给他们留活动空隙。蔚县县委发出了《关于开展追谣加强剿匪反持工作的紧急指示》,县区干部组成工作组深入各区宣传,先后逮捕了首要分子17人。怀安县逮捕了16人,处决了2人。

山西省应县将一贯道的道首8人判处死刑,召开群众大会,将犯人绑赴刑场,执行枪决。至此“割蛋”谣言才平息下来。山西省忻县打击和处理道首323名,其中处决32名,判处徒刑的137名,判处管制63名。山西省浑源县1950年将一贯道道首薄某等3人镇压,平息了谣言。估计在平息谣言过程中被镇压者过百人。

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谣言的雏形是在1950年4月出现。在当时的绥远省陶林县主要道首聚会,散布说打台湾“苏联做了三十万胶皮人,需要人心、人眼、人蛋”,“还要用人心、人眼、人蛋偿还苏联的贷款”,“制造原子弹”,“凡移民都有割蛋的任务。掏心割蛋的都是侉子干的,是毛主席派来的,都带有政府命令。某村干部捉住两个割蛋人、见有毛主席的命令,就放了”。这一谣言最迟到1950年9月还在北京市昌平县传播,在查出61名造谣者之后,到10月底才平息。

不过从各地资料的记载,谣言基本上集中在1950年7月间在各地突然爆发,与一般谣言有一个空间传递的过程明显不同。特别是谣言的传播地区是地广人稀的华北北部地区,这种情况是非常奇特的。这个现象暗示着谣言突然爆发有两种可能:一是有一个庞大的组织,策划在同一时间点,同时散布谣言;二是,在发生谣言的地区,共同发生了某一件事情,这一事件,引发了民间的集体记忆。前者是政府对谣言爆发的解释,认为是一贯道组织策划了这一谣言。尽管这一解释不无根据,但是一贯道是一个松散的、派系林立的宗教团体,虽然其成员在谣言传播中起重要作用,但是不足以认定谣言传播是一种有预谋和计划的事情。再有,以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除了京铁路沿线之外,大部分地区交通不便,很难想象会道门如何能够短期内,让谣言散布开。因此后一种解释就应该是主要原因,也就是说谣言并不是精心策划有预谋的结果,而是由一件在谣言传播地区都共同发生的事件引起。

有一种说法是谣言波及山西、河北、陕西、山东等地区。但是目前笔者所见资料,这一谣言的传播区域基本上是北到内蒙古包头,南到北京,西到山西大同,东到天津,这一个范围内。这一地区有几个特点:

大部分地区处于长城以北的塞外高寒区域,介于游牧与农耕的过渡地带,并且是近代历史中汉族大量迁入的地区之一。这些地区除了会道门势力庞大之外,形形色色的越轨者人数众多。1949年底察哈尔省全省有会道门50余种,道徒达20万人。—贯道占80%。全省有流氓、惯愉、惯盗、娼妓、烟鬼等5.1万人。

社会治安混乱,土匪活动猖獗。例如谣言传播地区之一的山西省大同市周边地区的匪患到1953年才基本平息。同时在和平解放后,一些起义后的国民党军队叛变,成为流窜的匪帮,更加深这一地区的复杂性。

会道门势力大。民众当中参加会道门的数量庞大,一贯道在五花八门的会道门中影响最大。

共产党的控制还不深入。这一地区大部分是和平解放的地区,以没有经过大规模战斗的和平解放区域为主。旧的社会结构还没有受到严重冲击,传统性依然比较强。当年山西的官方文件中指出,在部分地区民兵严重不纯。有民兵拱手供敌武器或参加反政府的暴动,有民兵组织抢劫。

本文把社会控制分成两类:一类是由正式社会组织,如政府、军队、警察、宗族实行的社会控制,在本文中称之为显性社会控制;另一类由非正式社会组织,如会道门、土匪、黑社会实行的社会控制,本文称之为隐性社会控制。从谣言传播主要区域看,在过去大体上是一个隐性社会控制色彩浓厚的地区。在1950年夏天,虽然这一地区建立了新的政权,但是新政府还不能非常有效地控制社会,介于从隐性社会控制转向显性社会控制的过渡时期。

谣言的主要传播者是:会道门、土匪、小商贩。

有资料说一贯道和其他道会门在京包铁路沿线各县进行破坏活动。他们以卖货郎作掩护,走街串巷造谣煽动、恫吓说出现了“怪人”有三丈多高,行走快如风,来时首先出现“火弹”,晚上可逾墙入院、进家入户、“割鸡”、“割蛋”、“倒肠子”等。由于这一地区相当多人是一贯道徒,因此卖货郎与道徒的身份是很难区分的,不过从其他资料比照起来看,流动的商贩对谣言的传播是起了作用的。

有资料表明土匪也参与了装神弄鬼的行列。据当时政府文件,在大同市周边地区的匪特就是“在夜间,有的身穿黑衣装狗爬行;有的头戴防毒面具,声称猪神下界;有的反穿皮袄,胡嚎乱叫;有的涂脸持刀,吓唬群众。”

国民党是否参与谣言的制造与传播,没有确切的资料。谣言盛行之际,曾有民兵抓住一名国民党特务,据交代,与其一块派回来的共有三组,他这一组共六人,分头活动在张家口周围农村,白天潜伏在庄稼地里,夜晚装成狼、狗、熊等动物,并自备几套兽皮,学着各种怪叫声,制造紧张气氛。不过仅凭这一记载不足以证实国民党有计划地参与此事,因为1950年初期,在华北北部地区,依然有不少国民党的残余人员,这些人可能参与了谣言的传播,但是无法有组织地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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